奸相还是忠臣？贾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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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的崛起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人，乃南宋制置使贾涉之子。《宋史》将贾似道纳入奸臣传，称其少年时期“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只是凭借父亲的恩荫才得以补任嘉兴司仓一职。恰逢此时，他的姐姐入宫，因容貌与性情受宋理宗宠爱，被册封为贵妃（宋理宗本欲立贾贵妃为后，因宁宗杨皇后坚持立谢氏而未成，但宋理宗有一儿一女，皆为贾妃所生，皇子后来夭折）。借着这层皇亲关系，贾似道得诏入宫参加廷对——这是朝臣当面应答皇帝提问的重要考试。廷对之后，贾似道得以提拔，历任太常丞、军器监，仕途初露上升之势。《宋史》将贾似道纳入奸臣传，关于贾似道的入仕，大多强调其凭借姐姐贾贵妃这层关系，比如强调“廷对”时贾贵妃对贾似道的照料，比如强调其年少无赖行径，然而却有意忽略了贾似道二十五岁时参加进士科考试，并一举中第。而贾贵妃在淳祐七年（1247）二月便已病逝，后来贾似道的崛起显然与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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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节节高升。没过多久，贾似道便被外派，先任澧州知州，后又改任湖广总领，贾似道“旧历财赋官，中外孔眼，洞知纤悉”，在任湖广总领时，成功地收兑了已极度贬值的湖广会子，使辖区物价得以重新稳定，朝廷因此表彰他“器资拔俗，机警过人，以科第而发家学之传，以才具而胜事任之重”，然而在《宋史》中对此并未提及。贾似道后来又以宝章阁直学士的身份，兼任沿江制置副使、江州知州及江西路安抚使。短短一年之内，又转任京湖制置使兼江陵府知府，期间军中的调度安排、将士的奖赏惩罚，他皆有权自行决断，无需事事上奏请旨，权势已然不小。为何贾似道会担任如此重要职位呢？《宋史·李庭芝传》有：“珙卒，遗表举贾似道自代，而荐庭芝于似道……”也就是南宋名将孟珙去世之前，推荐贾似道接替自己的职位。等到贾似道专权后，即使认为贾似道“相才不足”者，也承认他“阃才（军事方面的才能）有余”，可见当时人眼中，贾似道确有军事才能。
至淳佑九年（1249年），贾似道加授宝文阁学士，升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次年（1250），又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移镇两淮地区，彼时他不过三十余岁，年纪轻轻便手握重兵要权。宝祐二年（1254年），贾似道再获提拔，加官同知枢密院事，还被封为临海郡开国公，权势日渐显赫，满朝无人敢轻易招惹。曾有台谏官弹劾他麾下两名部将，他当即摆出强硬姿态，坚决请求辞官以示抗议，朝堂为之震动。当时孙子秀刚被任命为淮东总领，外界突然传出贾似道已暗中上奏反对的消息，丞相董槐听闻后满心畏惧，特意留下向皇帝求证，即便理宗明确表示 “并无此事”，董槐终究不敢违逆贾似道的意愿，最终还是撤下孙子秀，改用与贾似道交好的陆壑接任。贾似道当时被朝臣忌惮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此后，他的仕途更是一路顺遂：宝祐四年（1256年）加授参知政事，宝祐五年（1257年）加授知枢密院事，到了宝祐六年（1258年），又改任两淮宣抚大使。
鄂州之战
端平初年，孟珙率宋军与蒙古军会师共灭金朝，双方约定以陈州、蔡州为界。宋军尚未班师，朝廷却采纳赵范计策，派兵抢占崤山、函谷关，封锁黄河渡口，图谋收复中原。蒙古军随即击溃宋军，赵范仅率数千残兵遁回。此后蒙古借口南宋违反盟约，猛攻淮、汉地区，宋蒙战端自此全面开启。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发动灭宋总攻：蒙哥汗亲征四川，忽必烈以皇弟身份进攻鄂州，元帅兀良哈台则由云南经邕州攻掠广西，直逼湖南，并传檄声讨宋朝背盟之罪。宋理宗震恐之下，命赵葵率军驻守信州防御广西方向蒙古军，又派贾似道镇守汉阳驰援鄂州，同时在军中拜其为右丞相。当年十月，鄂州城东南角被攻破，宋军两次筑城均遭摧毁，幸赖大将高达率诸将死战才稳住防线。贾似道自汉阳入鄂州督师。十一月，蒙古军攻势更猛，城中死伤达一万三千人。贾似道暗中遣宋京赴蒙营请降，愿称臣纳币，遭拒。恰值蒙哥汗在钓鱼城病逝，合州守将王坚派阮思聪冒急流赴鄂州报信，贾似道趁机再派宋京议和，蒙古军终允退师。蒙古大军拔营北撤时，留张杰、阎旺率偏师等候湖南方向的蒙古军。次年正月，湖南蒙古军抵达，张杰于新生矶架设浮桥渡军北归。贾似道采用刘整之计，率军攻断浮桥，击杀蒙古殿后兵170人，随即上表朝廷谎称“肃清敌寇”。以上是元修《宋史》关于贾似道在鄂州一战中的表现，着重渲染其私下和忽必烈议和退兵的一面，而且连带贾似道的战果也大为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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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明初所修《元史》却保留了贾似道的一部分相关记载。廉希宪称：“昔攻鄂时，贾似道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陛下（忽必烈）顾扈从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可见当时鄂州之战，贾似道给忽必烈留下深刻印象。当时蒙古军久攻鄂州不下，“诸将归罪士人，谓不可用，以不杀人故不得城。”忽必烈却反问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后来有一个通判名叫程钜夫，投降了元朝，忽必烈还专门问：“贾似道何如人”，并且让其专门写下来。从这些保留下来的记载可见当时贾似道的功绩，不可全盘抹杀。
至于贾似道到底有没有和蒙古议和一事，学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有大多学者认为：“所谓的'鄂州和议’既未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口头协议，更未 形成书面文字，仅仅是双方议和的一种意向和南宋方面作出愿意妥协让步的一种姿态而已。”甚至还有人认为这只是蒙军撤退的一种修饰之词，实际上并没有议和之事，纯系蒙古方面的编造（不过后来蒙古确实派出使者前往南宋，只是被南宋方面囚禁了）。但不管如何，蒙军的攻势毕竟是被打退了，宋理宗以为其立“再造之功”，召拜少傅、右丞相，命百官按文彦博旧例至郊外郊劳迎接，贾似道之声望也随之达到了顶峰，开始其执政生涯。
“公田法”和“打算法”的实行
整顿朝政。宋理宗在位日久，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为邀宠而大肆聚敛财货。二人引荐钻营之徒，通过贿赂互通关节，将亲信安插显位；又让外戚子弟充任监司、郡守等要职，在宫中营造芙蓉阁、香兰亭，进献倡优傀儡以供皇帝宴游，借机窃弄权柄。台谏官若有弹劾，理宗便降旨将其罢免，时称“节贴”。贾似道入朝后，将卢、董举荐的林光世等人尽皆罢黜，又严令外戚不得担任监司、郡守。一时间外戚子弟与门客纷纷收敛行迹，不敢干预朝政。
贾似道执政期间，“公田法”是一项备受诟病的举措，但其推行并非无因，实则与南宋当时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深度绑定：其一，土地兼并已达极致。豪强权贵仗势侵吞民田，百姓手中的肥沃土地多被夺走，部分权贵家族单是每年收取的租米便有百万石之多；而贫苦小民为逃避繁重劳役，只能将仅剩的薄田拱手献给大户，最终形成“小民田亩日减、权贵田产日增”的弱肉强食之局，土地集中程度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其二，底层百姓生计维艰。即便仍保有少量田地的普通农户，还需频繁承担“保役”（劳役），官吏更借机层层盘剥、百般勒索，百姓衣食无着，生存状况惨不忍睹。其三，制度崩坏失却公平。朝廷推行的“保役”，只向小民摊派，对权贵却毫无约束；本为补充军饷的“和籴（官府向民间购粮），也因权贵抵制而无法向多田之家推行。其四，国家财政濒临枯竭。边防军饷全靠 “和籴” 支撑，可因权贵逃避、制度失效，“和籴” 难以落实，百姓负担日重而国家财政困难。（此为南宋痛点，当时官员大多言及此事。宋理宗淳祐六年（1246）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谢方叔上奏：“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权也……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少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无以遂其生……去年，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
贾似道主政后，决意推行改革，其中“买公田以罢和籴”成为核心举措。他采纳知临安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的建议，着手谋划“公田法”。景定四年（1263）二月，贾似道授意党羽向朝廷上疏，陈说利害：“如今边境三路驻军防守，若无充足粮食，将士饥疲难战；各地官府'和籴’购粮，又需依赖楮币流通。但军队供养是长久之计，'和籴’不能无止境地靠增发纸币维持。若要兼顾国家利益与百姓生计，同时解决军粮供应、稳定币值，唯有重启祖宗'限田制度’！可依官员品级划定田产限额，先在两浙、江东、江西等'和籴’要地整顿田籍——将权贵拆分隐匿田产的'诡析’之举彻底清查，再将官宦人家超限额的田产，抽取三分之一由官府赎买为官田。若能购置千万亩公田，每年便可征收六七百万石粮食，军饷自当充裕。如此一来，既免除'和籴’对百姓的盘剥，又能用公田粮饷供给军队，还可停发纸币、平抑物价，更能安抚富户，一举五得！” 宋理宗被奏疏说服，当即下诏推行公田政策，设立“官田所”，任命刘良贵为主管，通判陈訔为检阅官，统筹相关事务。然而，“公田法”甫一推行便遭遇重重阻力。面对各方激烈反对，宋理宗权衡再三，最终裁定：“先于浙西诸路试行，以为范例。”为了推行改革，贾似道率先垂范，将自己在浙西的万亩田产充作公田，试图带动其他官员效仿捐献。至景定四年（1263）六月，宋理宗下诏宣布：浙西地区的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州，已成功收购公田三百五十余万亩，随着秋收临近，公田产出即将充实国库；至于荆湖、江西等地，则暂不推行，仍沿用旧制“和籴”购粮。至此，朝廷正式下诏宣告：“公田竣事”（公田法推行结束）。
然而，"公田法" 在推行中弊端丛生，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弊端，有“扰民”之说：1、浙西有的田亩市价千缗一亩，官府却统一以四十缗低价强购。若田主应缴田产超出定额，不足购款便以白银、绢帛抵扣；超额更多者，竟用“度牒”（出家免税凭证）、“告身”（官员任命文书）抵偿。百姓失去实田，换来的却是难以兑现的虚文书。加之官吏推行手段酷烈，浙西各地乱象频生，无数人家因之破业失生。2、主管官刘良贵弹劾推行不力者，地方官府为邀功竟集体造假：将亩产七八斗的田地虚报为一石。此后凡遇土地贫瘠、租粮短缺或佃户逃租，官府便强令原田主赔偿损失，形成“虚额摊赔”的恶性循环。3、平江知府包恢督办公田收购时，竟动用肉刑（鞭打、肢残等）逼迫百姓交田，将政策推行异化为血腥镇压。4、购田所用楮币每日增印达十五万贯，引发纸币急剧贬值。宋理宗死时，贾似道继而发行 "金银关子"，规定一银关兑换十八界会子三贯，同时废止十七界会子。新币制反令物价暴涨：桑价从三百文飙至三千文，十八界会子二百贯买不到一双草鞋，时人哀叹：“物价自此腾涌，民生自此憔悴矣”。（尽管南宋通胀早有根源，但贾似道的币制改革无疑加剧了经济崩溃。）
由于“公田法”严重触犯大官僚、大地主利益，加之推行中苛政频出，朝野指摘尽集于贾似道一身。面对“公田致怨，彗星示警”的非议以及“罢公田还民”的建议，贾似道上书自辩，甚至请辞官职。宋理宗却极力挽留：“若公田法不可行，朕早该在初议时阻止。如今国用民需皆得补济，一年军饷全赖公田支撑。若因浮议罢废，虽能平息一时责难，国家财政又当如何！”彼时太学生萧规、叶李等人上书痛斥贾似道专权跋扈，贾似道竟然指使临安知府刘良贵罗织罪名，将萧、叶等人尽施黥刑（面部刺字），流放边地。在皇权庇护下，贾似道继而推行“推排法”——通过清查民户资产重新划定赋税等级，进一步强化经济控制。史称：“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弊矣。”在宋理宗死后，新皇帝宋度宗是贾似道所立，对其更是言听计从，直到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贾似道垮台，皇帝下诏把贾似道的恶政全部废除，“以公田给佃主，令率其租户为兵。”（把之前收购的公田分给了原田主，并下令让这些佃主带领他们名下的租户去当兵。）
贾似道推行的 “打算法”，后世多认为其意在“忌惮将领，罗织罪名”，但这一政策本质更像是针对军费开支的审查制度。其初衷或许并非刻意打压武将，然而在实际推行中却弊病丛生。执行过程中，诸多知名将领遭到清算：赵葵、史岩之、杜庶等人被冠以“侵占盗取物资且隐瞒不报”的罪名罢官；向士璧、曹世雄更惨被下狱，最终死于狱中。而“打算法”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当属刘整的叛宋降蒙。时任潼川安抚使的刘整，因边境军费问题遭到四川主帅俞兴的刻意刁难。刘、俞二人本就积怨已久，刘整向朝廷申诉无果，在孤立无援与恐惧之下，最终将泸州十五郡、三十万户百姓造册，献地降蒙。不仅如此，刘整还向蒙古透露大量宋军机密，成为日后元军攻宋的重要助力。以至于贾似道死后还有一段插曲：元世祖忽必烈平定南宋后，召降宋将领问话：“为何你们降元如此轻易？”众将答：“宋朝有权臣贾似道专权，他向来优待文臣，却轻视武将。我等积怨已久，军中人心涣散，故而望风而降。”忽必烈令董文忠回应道：“纵使贾似道轻视你们，也只是他一人之过。况且你们的君主有何对不起你们之处？若真因私怨便背弃君主，那贾似道轻视你们，倒也理所当然了。”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对于“打算法”又有不同看法：“除杜庶之外，向士璧、赵葵、史岩之、徐敏子、李曾伯等五人都有严重失职，或严重违反军纪之处，为严明军事体制、严肃军规军纪，对他们予以适当的惩处是完全应当的。赵葵、李曾伯等人位高权重、威名在外，贾似道凭借其一贯的政治斗争艺术，巧借'打算法’，从侧面对这些'估势之将’予以打击，同样起到了重振军事体制的效果……但“打算法”何以在当时和后来引起巨大非议呢？原因有三：一是贾似道做法不够光明正大，玩弄权术，动机不纯；二是被“打算”的阃臣，如赵葵、李曾伯等，都曾经为大宋立过汗马功劳；三是此时已是王朝末年，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人，都容易想当然地凭着直觉把王朝的灭亡归咎于当时的行政措施。这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如果把同样的“打算法”放在太祖、太宗朝，它带来的可能就不是蠹国害民的骂名，而是不避权贵的美誉，正如刘克庄所说，“其人在艺祖（太祖）、孝皇（孝宗）之朝，皆当极刑……”只能说，理想是好的，但是面对南宋早已腐化的军事体制，反而造成了许多反面作用。
襄阳战事
贾似道的御边措施。贾似道认为：“今天下之势，保藩篱，则下可保堂奥。有三边，则可有内陆。”所谓三边是四川、荆湖、两淮，为此贾似道对地方大力放权，甚至有促成地方“藩镇化”之嫌疑。在荆湖方面，自开庆元年（1259）至咸淳五年（1269）十二月，长期由他的“心腹”吕文德驻守。而在扬州方面，自景定元年（1260）五月至咸淳六年（1270）正月，则一直由其义弟李庭芝驻守。如吕文德其官职有：赐太尉、保康军节度使、京湖安抚制置兼屯田大使、四川宣抚使兼知鄂州、兼马军都指挥使、湖广总领。等到吕文德死后，贾似道又将吕文德权力划分为四部分：任命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继续襄阳的防卫。其次，义弟李庭芝由扬州移任至江陵府，委任以主战场——荆湖方面的全体军政、军令权。吕文德生前所拥有的强大的军事、财政、民政权，转由吕文德的长子吕师夔继承。另外，吕文德的军事职务——禁军统帅权，由其婿范文虎继承。然而这就产生了难题——范文虎和李庭芝之间的不协调，后来救援襄阳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失败。
襄阳战事经过。咸淳三年（1267 年）十二月，南宋任命吕文焕为京西安抚副使兼襄阳知府。此前，蒙古军采纳降将刘整 “先攻襄阳” 的建议，在襄、樊附近的白河口、万山、鹿门山修筑城堡，至咸淳四年（1268 年）九月正式围攻襄阳、樊城。咸淳五年（1269）三月，京湖都统制张世杰率马步军及水军援救襄、樊，与蒙军战于襄阳东南的赤滩浦，救援失败；襄阳守将吕文焕多次出战，也未能击退蒙军。同年十二月，京湖制置使吕文德病死，次年（1270）正月，南宋调李庭芝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江陵知府，接替吕文德处置华中防务并督师援襄；十月，又调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统率殿前司及两淮诸军前往襄、樊抗敌。咸淳七年（1271 年）十一月，蒙古改国号为元，忽必烈立国中原后加速灭宋步伐，南宋西起四川、东至襄、樊的防线全线告急。咸淳八年（1272）三月，樊城外城失守，守军退守内城。制置使李庭芝组织张顺、张贵率三千死士，于半夜从清泥河顺流而下冲围，黎明抵达襄阳，张顺在战斗中牺牲。后张贵率船队突围时，因宋将范文虎违约未接应且提前逃跑，船队遭伪装成宋军的元军截击，张贵受伤被俘后遇害，襄、樊自此援绝。咸淳九年（1273 年）正月中旬，坚守五年的樊城被攻破，都统范天顺自杀，统制牛富巷战受伤后赴火身亡，元军对樊城展开大屠杀。二月，忽必烈降诏招降：“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究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襄阳知府吕文焕开城降元。吕氏和贾似道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吕氏在荆湖地区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谓“吕氏子弟、将校往往典州郡，而握兵马。”“吕生世握兵柄，兄弟子侄布满台阁。” 随着吕文焕的投降，之后再成为元军的招降王牌，“德祐元年（1275），吕文焕导大元兵东下鄂、黄、蕲、安庆、九江，凡其亲友部曲，皆诱下之……”、“大元国兵顺流而下，沿江诸将多吕氏部曲，望风降附。至黄州，陈奕以城降。至蕲州，管景谟以城降。至南康军，叶阊以城降。下江州，钱真孙以帅兼守，举城降。九江为江西屏蔽，陷则江西如破竹矣。至安庆府，范文虎乃吕氏之壻，遂以城降。”又比如灭宋战争进行时，贾似道任命吕师夔委以刑部尚书、都督府参赞军事重职，主管长江中游地区军需物资的调达和搬送，镇守江州，试图让其阻拦元军南下，结果吕师夔到任三天后就投降了元军。
贾似道和襄阳战事。根据《宋史》称，襄阳被包围时，贾似道整天只顾着放纵享乐，对襄阳的战事并未放在心上。他却终日躲在葛岭别业，沉溺于声色犬马。他广征妙龄女子，从宫女、娼妓到尼姑中挑选美貌者充作姬妾，在亭台楼阁间日夜宴饮作乐。更有昔日赌友出入宅邸，聚众豪赌，寻常人等连窥视一眼都不敢。曾有一妾兄长在府前徘徊，竟被贾似道当场命人捆绑投入火中，残忍行径令人发指。这位权相还有两大癖好——斗蟋蟀与收藏古玩。他常与姬妾伏地逗弄蟋蟀，有门客见状调侃：“这也是军国大事？”看似玩笑之语，实则暗藏讥讽。为搜罗奇珍异宝，他建起“多宝阁”，每日登阁把玩。听闻余玠曾藏有玉带，即便此物已随葬入土，贾似道仍派人掘墓取之；但凡有人拒绝献出他相中的宝物，必遭罗织罪名，横加迫害。这些恶行，都成了他日后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铁证。贾似道一面专权跋扈，一面忌惮舆论，遂以权术操控朝堂。他大肆封官授爵，笼络名士；提高太学膳食补贴，广施小惠；放宽科举优待政策，收买人心。通过这些手段，他成功堵住言路，将朝堂变成一言堂，自此独揽大权，肆意妄为。此外，还有几段史料提及贾似道对襄阳战事的耽误。据说襄阳城危在旦夕之际，贾似道却严密封锁消息，但凡有人敢议论边境战事，必遭贬斥。一日，宋理宗突然问起：“听闻襄阳已被围困三年，这该如何是好？”贾似道竟神色自若地欺瞒道：“元兵早已经退去了。陛下是从何处听来的谣言？”理宗如实相告“方才是有位嫔妃提及此事。”贾似道表面不动声色，暗中却立刻追查该嫔妃，捏造罪名，最终逼得皇帝将其赐死。自此之后，即便襄阳城的局势愈发危急，满朝文武却无人再敢吐露半字。虽然贾似道表面上请求亲自率领军队去救援襄阳，暗地里却指使自己的党羽出面挽留他，不让他离开京城，比如当时监察御史陈坚（贾似道党羽）就说：宰相（贾似道）如果出兵，顾及襄阳就未必能兼顾淮河防线，顾及淮河又未必能兼顾襄阳，不如让他留在朝中调度天下兵马，这样更为妥当。”而等到襄阳陷落后，贾似道又假惺惺地说：“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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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南宋政府对襄阳的救援不可谓不尽力，这时候的贾似道虽然也在尽力去救援襄阳，然而更多是一种贪图享乐的姿态，也无鄂州之战时前往前线的勇气，这不仅是贾似道个人的颓靡，也是整个南宋政权的颓靡。
丁家州之战和贾似道的覆灭
襄阳被攻破后，南宋的局势愈发严峻，可谓宋之将亡，贤愚所知。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三十五岁的宋度宗病死。四岁的长子赵㬎即位，是为宋恭帝（即后来的“瀛国公”），尊皇太后谢道清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但实际权力仍掌握在贾似道手中。此时元朝即将对南宋发起最后的毁灭式进攻，正如阿里海牙所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忽必烈采纳史天泽意见，分兵两路，西路由伯颜为统帅、东路由合答领兵，分攻荆、淮，而以伯颜所统为主力。十月，伯颜南攻郢州，被张世杰阻于郢州城下，遂越过郢州，顺汉水而下南攻鄂州，并击败驻守汉江口的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十二月十七、十八日，汉阳、鄂州相继投降，南宋中流已断，随后伯颜继续挥师东进，正月至二月初，相继攻下了黄州、江州、蕲州，安庆（在此和淮西元军会师），池州，南宋陷入最后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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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朝廷内外再次将希望寄托于贾似道，盼他能站出来挽救风雨飘摇的南宋，重现鄂州之战的 “奇迹”。鄂州陷落后，太学学子纷纷进言，坚称唯有“师臣”（贾似道）亲自出征方能拯救大宋。在众人期盼之下，贾似道于临安设立都督府，却始终按兵不动。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刘整病故，贾似道自认天助其势，加之形势愈发危机，遂上奏出师。正月十六日，他调集各路精锐出师（由临安城内的三衙诸军和征调来的诸路兵马联合组成的）。当时装载金银、丝绸与军资的船只首尾相连，绵延百余里。行至安吉时，贾似道所乘之舟卡在堤坝间，刘师勇率千人下水牵船亦无法拉动，最终换船才得以继续前行。抵达芜湖后，贾似道将俘获的元安抚使曾某送还元营，又以荔枝、黄柑馈赠元丞相伯颜，并派宋京前往请和，要求按开庆年间旧例称臣纳币。但伯颜未予应允。此时，战败的宋将夏贵从合肥率军来会，他从袖中取出编年册递给贾似道说：“宋朝国祚已三百年了。”言下之意已是意存降元。贾似道本应激励士气，却只低头不语。此次出兵，贾似道将主力（约七万余人）交予孙虎臣为前锋，在丁家洲与元军对峙。据《元史》载，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十三万，号称百万，孙虎臣为前锋，夏贵率二千五百艘战舰横列江中，自己则统后军；《宋史》则称前锋军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驻扎丁家洲，而他与夏贵率少量军队驻守鲁港。据此推测宋军兵力约在七万至十三万之间，此乃南宋最后的精锐。此时元军在江边架设炮架与车弩，江心停泊数千艘战船，旌旗连绵，船队擂鼓顺流而下。
议和不成，双方终至兵戎相见。二月十九日，宋元两军战端骤启。激战正酣时，前锋孙虎臣竟突然转登其妾所乘之船。宋军见状呼喊：“步帅遁矣。”，各路兵马随即崩溃。当夜，孙虎臣遣人奏报败讯，贾似道惊惶大呼：“孙虎臣败了”，稍定后急召夏贵议事。未久孙虎臣驰至，捶胸大哭：“我军无一人用命！”（吾兵无一人用命也。）夏贵却淡笑回应："我此前已力战抵敌。”（实则夏贵部早不战自溃）。贾似道急问对策，夏贵道：“诸军已丧胆，何以为战？公当往扬州收溃兵，再于海上迎驾；我留淮西死战。”言毕解缆率军而去。贾似道遂与孙虎臣乘单舟逃往扬州。次日，溃败宋兵蔽江而下，贾似道遣人上岸举旗招抚，士兵皆不肯应，更有恶语诟骂者。无奈之下，贾似道行文各州郡，令遣人至海上迎驾，同时上奏请迁都。不料各州太守竟因此尽皆遁逃，贾似道最终仅得入城扬州。南宋最后的希望也就此破灭。
丁家洲之战溃败后，元军攻势如摧枯拉朽，贾似道的末日亦随之降临。战败消息传回临安，南宋群臣纷上弹劾奏章，痛陈其误国大罪，力请将其处死。太皇太后谢氏却犹豫道：“似道辅佐三朝帝王，怎忍因一时之过，失了待大臣的礼数？”虽未应允处死，却将其逐出权力中枢。随后贾党成员或罢官、或伏诛、或自缢，朝廷同时颁诏废除似道苛政，召回贬谪官员，复吴潜、向士璧等人官职。在众臣压力下，贾似道最终被贬为高州团练使，流放循州。此事却未就此了结：福王赵与芮素与贾似道有隙，遂公开招募能诛杀贾似道之人，命其押解贾似道前往贬所。县尉郑虎臣主动请缨担此差使，当一行人抵达漳州木棉庵时，郑虎臣手刃贾似道，终结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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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应该怎么评价贾似道这个人呢？学者王述尧曾说：“由于介绍贾似道的生平和事迹的笔记和文章大都出自对故国充满思念的周密、文天祥、谢枋得、黄震等人之手，再加上有关理、度宗朝的史料相当匮乏，所以要对贾似道作出真实公正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周密曾说：'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 亦未尽然。’要研究贾似道，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对这些材料进行全面的甄别，才能对其历史功过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另需指出的是，《宋史·贾似道传》采自笔记材料处甚多，不可尽信。”可以说，很难公允地对贾似道进行评价。贾似道在理财和军事两个方面确有其突出表现，算是一个能臣，只是生非其时，但其后期大权独揽，闭塞言路也确实算是“奸相”。
鄂州之战堪称贾似道政治生涯的关键转折点。从实际战局来看，元军最终撤军固然与宋军坚守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忽必烈急欲北归争夺汗位——当时阿里不哥在北方自立，忽必烈若强行灭宋将面临腹背受敌之险。南宋侥幸守住鄂州，且忽必烈北返时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但南宋朝廷却将此役视为贾似道的“再造之功”，他本人亦以此自诩，从此权柄日重。贾似道初期确有革新之志：整顿朝纲以独揽大权，推行“公田法”试图抑制兼并、提供军粮（遭遇反对后仅行于浙西八路），实施“打算法”清查军费，这些举措皆显露其施政意图。然而随着权势膨胀，他逐渐沉溺于“福华梦”的谀颂之中 ——朝野阿谀成风，异己尽遭排逐，而蒙古威胁却日渐一日。襄阳之战时，宋蒙双方已展开国力的全面较量，南宋最终惨败、重镇陷落，灭亡危机骤然迫近。当伯颜率元军东下、南宋生死悬于一线之际，朝野目光齐聚这位曾在鄂州“力挽狂澜”的“功臣”身上。时人将其比作“周公”，尊称“师臣”，殊不知彼时南宋气数已尽，非贾似道一人所能逆转。丁家洲之战中，贾似道被迫率军迎战却一败涂地，其政治生命亦随之终结。正如文天祥所叹：“鄂渚之勇何盛也，鲁港之遁何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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